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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年冬天,我夹着几张简历册,带着几套换洗的衣服,和辛苦攒下的两千块钱,把牙一咬,决定到深圳关内闯一闯。
那年头的关内,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高级感的地方,我们只知道这里有摩天大楼、豪华办公室、衣冠楚楚的白领和干净整洁的街道,跟关外和东莞那种,破旧厂房连成一片的工业园,以及遍地穿着蓝布衣裳的厂仔厂妹,全然不是一种景象。
我幻想着自己走出工业园,穿着干净西装在写字楼喝咖啡的样子,每次一想到得意处,就感觉自家祖坟要喷出阵阵青烟。
那时候从东莞进深圳关内,通常要经过梅林关,需要花两块钱办边防证,和身份证一起使用,有效期只有七天,乘坐大巴进关时,要先下车步行到检查站验证大厅,排队验完证才可以重新上大巴,把进关这件事搞得十分有仪式感。
关内的消费也极高,第一次去早餐店买包子,居然是两块钱一个,比关外的包子贵四倍,吓得我每天早餐只敢吃一个包子。
由于身上带的钱只够维持吃饭,我只能投靠到堂姐家。
堂姐大我几岁,在我们这代人里头生得最为好看,打小便有许多人追求,但只念完初中便出来混社会,工作从不稳定,男朋友素来也不长久,每次见她时,男友总不是同一个人。
她那时常住关内,我们住在东莞塘厦,有时候她会提一袋水果过来住上一周,突然一声不吭回到深圳,过段时间又突然出现,再突然不见,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第一次来塘厦时,好像是2002年,她在路边等车,教飞车党给抢了包,包里头还有部两千多块钱的诺基亚手机,还是我陪她去报的案,只是在派出所走了个报案流程,手机再无音讯。
一年后,我在塘厦路边也教飞车党抢了部波导手机,两千多块钱,是我两个月工作五百多个小时的工资,这次更敷衍,报警后治安队拉着我在路边随便走了一圈,肥肥胖胖的治安仔,随便给了我一张纸条作为报警凭证,便打发我下车。
他觉得他打发了我,这件事到此结束,可是我一辈子都记得他的行为。
我们在广东深受抢劫、偷盗、查暂住证的痛苦,却没有人主持正义。
也从来没有人,就这些往事对我们说过一句对不起。
那时候,我们都不是人,我们是卑微的血肉机器。
中国民众在2000年代,无条件相信西方的制度,在当时是有特殊土壤的,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环境变好了,就遗忘了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。
因为堂姐是我在深圳关内唯一认识的人,我也只能借住在她家。
那其实不是一个家,是深圳福田杂乱城中村一楼的一间铺面,整个铺面大概只有十二平方米大,店前面使货架隔开,卖一些简单的啤酒零食,店后面是一间脏兮兮的洗手间兼厨房,加一张高低床,上床睡着我堂弟,下床睡着我堂姐和她男友。
我来后,跟堂弟一起睡在上床,一人睡一头。
这个铺面表面上是家杂货店,小区里有人打电话过来,我堂弟扛起一箱啤酒,哐起哐起就送上楼,实际上是一家小得可怜的棋牌室,有人过来炸金花赌钱,我堂姐男朋友就迅速地抽出一张折叠矮桌和几根矮凳,大声嚷嚷着制造兴奋气氛,坐在一旁看他们赌钱抽水,要是人头不够,他还亲自上阵参赌。
但这显然不是一门好生意,我刚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,有一桌人在那赌钱,堂弟坐在旁边围观,我坐在店里面看电视,几个持铁棍的联防队员突然出现,把手掌往赌桌上一拍,嘿嘿冷笑几声,将赌钱的一锅端了。
他们看到里屋的我时,愣了一下,我看到他们,也愣了一下。
我们对视了几秒钟,我心想这下好了,可要受连累头回进局子了,心里头又害怕又兴奋,可那联防队员看我脸生,竟挥了挥叫我继续看电视,将其他人一股脑儿都带走了。
晚上十点,我堂弟和堂姐男友给放了回来,两人都不说话,兴许是被没收了赌资,自己跟自己生闷气,店门也关得早,大家上床睡觉。
睡到半夜三点左右,突然整张床咯吱咯吱摇晃,我被惊醒过来,听到有人亲热的声音,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,屏息着不敢出声,一直等待着声音结束,就在黑漆漆里的夜里一直盯着天花板,心想飘零在外,在广东的底层生活,人活得真是没什么尊严啊。
我在深圳只找了三天工作,因为会好些软件,要求的工资也低,很快便找着了份差事。
公司是搞化妆品的,在罗湖蔡屋围发展大厦三楼,那是我第一次进深圳的写字楼上班,一个月3000元。
我一直记得自己薪水的变化史,2004年左右,深圳关内我拿3000元每月但食宿自理,关内消费高,其实折下来还不如在关外或者东莞拿2000元每月包食宿,一直到2006年,我的收入才涨到3000元每月包食宿,2009年我第一次做经理时月收入七八千,2010年创业失败后,回去做电商总监,月薪稳定在一万多到两万五,年薪另算,这段时间买了车子房子,2015年创业,年收入才逐渐走高。
2000年代,全社会急需各种技术型人才,你说你会某个软件,招聘你的人他啥都不懂,全公司也没一个人懂的,个个两眼一抹黑,你说会,上机试一试就OK,只要肯下苦功夫自学,阶层上升的空间多的是。
我跟堂姐说已经找到工作,要搬走了,她听到我月薪三千,吓一跳,喝汤的时候全身微微一震。
其实这是份正常工作,但我们家族一直不太正常(我在《命运的鸿沟》详细解释过),全家族的人格观念有问题,没人正经念过书,也没人好好奋斗,我们这一代几乎都是初中毕业还没手艺,全活在社会最底层,女的只能做做KTV里的DJ和服务员,男的全在工地忙活,个个都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一个在社会最底层生活久了的人,看到身边有人过上了正常生活,有了正常工作和稳定收入,他难免吓一跳,反而会觉得这个人不正常。
这种离奇的短视思维,时时刻刻表现在各个方面,后来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,回到城中村感谢堂姐,请他们全家吃饭,我堂姐说今晚我们痛痛快快把这两千多块钱都花光吧。
轮到我全身一震,差点把汤都喷出来。
堂姐多年后回到邵阳嫁人,生了一个孩子,我们渐渐也没了任何往来,有次回乡下上坟时,远远见着她,她那时40出头,颜值已逝、面色枯黄,衣着神态,和普通村妇看起来没什么区别,再不是20多岁时,在深圳容光照人的样子。
十几年光阴,刹那弹指间便飞逝而过。
每每回想往事,我常有彻骨之痛,穷人家的孩子出来闯荡社会,起点本来就低,趁着年轻有冲劲,打一开始,就应该像条疯狗一样自律自强,千万不可放任自流,否则年龄越大,往后痛苦越深。
有了工作,我便离开福田的城中村,搬去了布吉关的城中村。
之所以选择布吉关,是因为这里够便宜,农民房一栋栋密集挺立,最近的楼栋之间相距只有一米多,600块钱的干净单人房,在当时的深圳独一无二。
搬进去的时候,不知道这屋子已经住过多少人,墙上有人刻下一行字:我一定要出人头地。不知道是哪位热血前任留下来的历史遗迹,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混出个名堂。
这地方除了凌晨一点到五点,楼下是永远穿梭不歇的人流,密密麻麻的仿佛没有尽头,道路又破又窄,两侧是各种杂货店跟小馆子,用破烂音响一遍遍放着《两只蝴蝶》。
我堂弟过来看过我一次,我至今清晰地记得,走在这条路上时,他一遍遍跟我讨论着麦迪35秒13分神迹,浑然忘我激动的样子。
我晚上回来时,常在这条路边的店里吃东西,但食物显然不怎么干净,有一回我吃了碗米粉,深夜时分手掌背开始出现一片乌青色,吓得我奔下楼找小诊所,诊所已经关门,大夫隔着铁栅栏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,也不给我治,说死不了,明天就好,就把我劝回家了。
年轻人身体好,第二天果然也没死,又活蹦乱跳着去上班了。
我每天乘坐公交车从布吉到罗湖上班,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段大城市写字楼生活体验,心里头颇有些兴奋自满,感觉自己离出人头地也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
但现实很快就泼了我一盆冷水。
工作的地方办公室很大,租了半层楼,装修豪华,不过冷冷清清没几个人,刚上了两个月班,公司便开始拖欠工资,有一部分同事在年前陆续主动辞职,又有一部分新人补充进来。
约一千平米的办公室,全公司才十几个人,站在大厅说话时,回声都飘来飘去。
唯一的好处,是因为公司干化妆品,女同事都颜值极高,她们大部分都因此嫁给了有钱人家,二十年后,有的在泰国庄园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、有的在深圳成了富婆名媛。
对于清醒的女性来说,高颜值通常会是她们跨越阶级的重要砝码,她们知道嫁给什么样的丈夫,将决定自己一生的轨迹,因此会反复斟酌自己人生的选择,从而做出价值最大化的决定。
她们跟城中村的女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,女同事跟我讨论她的结婚对象时,会是什么英国留学归业的硕士,而不是城中村一楼小赌档的无知混混。
但是22岁的我,对于世事还懵懵懂懂,男性心理成熟时间总是远晚于女性,我并不知晓现实中阶级的差异,光顾着满深圳看新鲜,一会去体验刚开通的地铁,一会去小梅沙看冬天的落日。
我那时的部门总监,是一位正正经经的老色批,每次跟我们聊天,总是毫不掩饰地讲起他的风流往事,40多岁的人了,出去碰到小女孩,还自称三十出头,好方便找别人要QQ号码。
他一生的积蓄都胡乱花在了女人身上,离职后四五年见到他,还在跟一些年老色衰的退役模特谈恋爱,他为此错过了深圳买房一次又一次的黄金周期,被酒色掏空了身体。
我的部门经理则是一位性格开朗的广西姐姐,姿容俏丽,每天到各个商场踩点,回来再跟其他同事嘻嘻哈哈讨论产品。
我那时负责做公司画册,但不懂化妆品,经理叫我去华强北女人世界看周边的化妆品品牌,我穿着一件廉价西装在那东看看、西看看,去一个柜台前看到一个品牌不认识,问那导购是什么品牌,导购看了看我的穿着,白了我一眼,理都不理我。
我们部门就我们三个人,一个总监、一个经理、一个负责打杂的我,坐在最豪华的办公室,印着最屌的职称,每天无所事事,就等着到钟点外卖。
我甚至无聊到工作时会写一点散文打发时间,再发到西祠胡同看回复。
我对公司总经理助理印象尤其深刻,她比我晚进公司两个月,生得有一股媚气,平时走路时,像猫一样交替着往前走,好像每时每刻都在走T台,总有同事在她背后模仿她走路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她好像天生就吸引男性,公司里的每一个男同事都在议论她,走在罗湖路边时,常有坐在豪车里的男人跳下主驾,莫名其妙走过来给她递名片,就连平时小气得要死的公司老板,也会不断给她献殷勤,加班晚一点点,就要主动送她下班回家。
尽管她有一个摄影师男朋友,但大家好像一点都不介意。
在熟人社会瓦解的深圳,每个人都对她充满了赤裸裸的欲念。
有一次跟她在一起吃盒饭,她忽然想到什么,呆呆出了会神,十分突然地跟我感慨:
深圳真是一个现实的地方啊。
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照在她的脸上,使她看起来又明媚、又深刻。
我一时被搞得一脸懵逼,不知道她在说什么,只能通过慢慢咀嚼食物,来掩饰自己的尴尬。
时隔多年,我才明白过来,深圳在她这样的女性面前,确实是十分坦诚地暴露欲望,而这种欲望,是我这种22岁英俊年轻小伙不会懂的。
这家公司是如此的清闲,以至于我都怀疑是不是开来洗钱玩的,后来才知道,是公司准备卖国外的化妆品,但股东跑了一个,项目无法正常推进,又临时搞了个台美容仪器,准备在2005年的美博会上捞一笔。
那时候没有这么发达的网络供应链,美博会十分重要,搞得好能接到无数订单,公司就有机会起死回生,在春节后,全公司都集中精力准备美博会,准备梭哈一把定输赢。
那是我第一次参加美博会,广州人多得我们全公司过夜时找不到酒店,最后十几个人开了一间大包房,大家打地铺胡乱睡在地上将就了两晚。
但我们的美容仪器准备得太匆忙,现场直接拉垮,几次演示都失败了。
好容易约了几个客户到深圳面谈,结果客户好吃好住了两天,招呼都不打一声,跑了。
气得总经理当着大家的面摔了杯子。
这时候公司已经拖欠大家两个月工资了,眼见前途无望,只好一个接一个地离职。
我和经理也前后辞职,我们俩在华强北的一家拉面店,吃了场散伙饭,以纪念这一次同事之谊。
在拉面店里,我人生第一次见到了芥末,当时我以为芥末是辣味,我湖南人,什么场面没见过?便不知深浅挑起一大块放入嘴里。
结果一股刺激的味道顺着鼻腔直冲而入,顶得我从座位上跳起来,呛得眼泪哗啦啦地掉。
经理笑嘻嘻地说,芥末是什么味道呀?我说是深圳的味道。经理说深圳是什么味道?
我擦干涕泪,摆了摆手说:
辛辣扑鼻,难以言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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